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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刘进副教授专著《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刘进副教授的学术专著《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肖明翰教授为该著作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

刘进副教授的专著《乔叟梦幻诗研究:权威与经验之对话》不仅以乔叟的梦幻诗为个案在中世纪的特定语境中再一次探讨了传统与创新这个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中的永恒问题,也对中世纪欧洲梦幻文学传统、宫廷文化以及14世纪英法文学关系等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得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该著作一出版即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

 

附:肖明翰教授为该书写的序言

 

  

 

中世纪欧洲创造了很高的文明,当今西方世界的许多思想观念、社会习俗、政治形态和文化传统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600多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的英语文学传统同样也发轫并基本成熟于中世纪。特别是在14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英格兰民族和英语语言都处于历史性变革的时代,乔叟和其他英格兰诗人努力探索英国文学发展道路,创作出一大批杰作,逐渐奠定了现代英语文学传统。

7世纪到11世纪,作为民族语言文学,古英语文学曾独步欧洲文坛,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诺曼征服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英语文学的发展。经过近300年的沉寂,当乔叟时代的英格兰诗人们再一次创造英语文学繁荣之时,英语文学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究竟是像北方诗人那样因袭和发扬头韵体传统,继续走曾经辉煌于世的古英语诗歌之路,还是像以伦敦为中心的南方诗人那样改弦易辙,另辟蹊径,使英语诗歌更适应已经发生深刻变革的中古英语,并融入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西欧民族语言文学的主流罗曼语诗歌体系之中?南北两派诗人都创作出一大批饮誉后世的杰作,取得了令英格兰人永远骄傲的成就。但竞争的结果,以乔叟为代表的南方诗派最终胜出,英语诗歌选择了顺应历史潮流,走上了现代英语诗歌发展的道路。当然,古英语诗歌传统的精华和头韵体复兴运动的成就也融入了英语文学未来的发展之中。

作为现代英语文学传统最主要的奠基者,乔叟不仅取得了杰出成就,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后世英语文学家们。14世纪以后,历代英语文学家无不受惠于乔叟的开拓,他们的文学艺术之根无不回溯到乔叟的成就。六个世纪来,乔叟的成就、贡献和巨大影响一直得到文学家的由衷歌颂和学者们的高度肯定。在生前,他就受到英格兰文人和法国同行的称赞和颂扬;在15世纪初,他开始被尊为“大师”和诗人们的“父亲”;而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则直接称他为“英语诗歌之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那部阐释西方经典以及研究经典的形成与承传的名著《西方正典》里高度评价了乔叟的成就和乔叟的创作对英语文学和西方文学传统的巨大贡献。他指出:“除了莎士比亚,乔叟要算是英语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承认,那并非他自己的看法,他只不过是“对传统评价的重复”而已。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是西方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是英语文学而且是所有西方文学“经典的中心”。然而即使是莎士比亚这样最具有原创性的作家也深受乔叟影响。布鲁姆相信,“即使把奥维德或‘英国的奥维德’马洛都算上,也没有任何作家像乔叟一样给予莎士比亚如此重大的影响。”

亨利·詹姆斯曾说过,需要大量的社会和文化沃土才能哺育出一支文学之花。乔叟之所以能取得那样杰出的成就,能对后世英语文学家产生那样重大的影响,能为英格兰文学的发展做出那样巨大的贡献,除了他本人非凡的天分和少有的勤奋之外,特别重要的原因似乎还有两点。首先,肇始于11世纪末漫延数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欧洲和阿拉伯两大文明的接触和碰撞、欧洲12世纪文艺复兴以及正在向欧洲各地扩散其巨大影响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社会的性质和欧洲历史发展的方向。同样,在乔叟时代,英格兰也正经历着自诺曼征服以来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变革带来了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促进了新思潮的产生和新观念的引进,并推动着能反映和表达社会变革的新文学的发展。特别重要的是,爆发于14世纪30年代的英法百年战争促进了英格兰民族的形成和英格兰民族意识的发展,近300年来竭力使用法语遵循法兰西生活方式维持法国文化身份的王室和贵族正是在战争中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英国王室和英国贵族。迅速发展的英格兰民族意识呼唤着民族语言文学来表达和弘扬。因此,乔叟有幸生活在英格兰文学艺术需要巨人并为巨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的时代。

其次,乔叟丰富而特殊的生活经历也是他能奠定未来英国文学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乔叟出身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父亲是伦敦著名酒商,与欧洲各地联系广泛。乔叟在青少年时期进王府做童仆,尔后在爱德华三世和理查德二世王宫当差。当时的英格兰王室和贵族讲法语追随法国文化和习俗,宫中随员许多是来自法国的文人学士。浸淫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乔叟自然对宫廷文化和发轫于普罗旺斯新诗运动引领当时欧洲文坛的法语宫廷诗歌了然于心。他还多次肩负王命,出使外国,直接接触和深切感受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新文学。他担任过海关税收官员、国会议员、郡治安法官、王室工程总管等职,对英国社会现实、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以及英格兰民族的风俗习惯、本土文化文学传统都十分熟悉。他丰富的经历和开阔的视野,他对欧洲文化文学的广博知识和对英格兰社会文化的深切体验,成为他文学创作和开拓英语诗歌发展新方向的基础。

不过,虽然乔叟被尊为英诗之父,被认为是最具原创性的英语文学家之一,但学者们早已令人信服地指出,乔叟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大量内容来自古代、前辈或同时代诗人作家。他所“拿来”的从诗行段落到情节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他“借鉴”方法包括改写、翻译、扩展、组合、戏仿等,可谓全方位推进。他的有些诗作甚至是直接将别人的作品改写、缩减或拓展而成。按当今标准,乔叟显然难逃剽窃指控。然而,这不仅是中世纪文学创作的通行做法,而且模仿“权威”还很值得骄傲;文学家们竞相以此炫耀,从不讳言。

中世纪是重传统崇尚权威的时代。权威作家创作出的权威作品既是令人赞叹的成就,也代表着人们尊崇的传统,因此很自然成为文学家们模仿的对象。从本质上讲,中世纪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的核心就是模仿。这个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和传统在中世纪由于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决定性影响而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建立在基督教神学基础上的中世纪美学思想认为,世界上一切美都来自上帝,都是上帝之美的“流溢”。圣奥古斯丁把世界看作一首“美丽的诗”,就因为在他眼里世界体现了造物主的美。因此归根结底,文学艺术不是创造美,而是通过模仿来揭示和表现上帝的美。不过在中世纪人看来,上帝之美显然不能直接模仿,文学家们模仿的只能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和因为模仿世界而体现了上帝之美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上帝之美存在于两者之中,正如蒲伯在谈及对它们的模仿时所说,“自然与荷马相同”。所以,那些为人称颂的作品由于是间接体现上帝之美的典范,自然为历代文学家们竞相模仿。其实,深受中世纪人尊崇的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早已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模仿推及到“模仿其他作家”。

乔叟是中世纪模仿传统中一位杰出诗人。其实,我们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中世纪或者与乔叟大体同时期的文学家,包括他模仿过的洛里、马肖、弗瓦萨尔、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许多著名作家诗人,全都大量模仿过他们的前辈和同时代人,他们的作品中全都充满了从他人那里信手拿来的诗行、情节和思想。而乔叟本人的著作自然也随即成为那些把他尊崇为“大师”和“父亲”的同时代和后辈文学家们热衷模仿的对象。我们完全可以说,几乎每一部中世纪文学著作都是许多世纪中无数诗人作家“共同”创作的成果,而且越是成就高的名著往往有越多的文学家“参与”其中。对于那些特别喜好互文性探幽的猎奇者,恐怕没有比欧洲中世纪文学更为丰富多彩的领域。

当然,文学家们在模仿权威或权威文本的同时也在模仿着现实,模仿着自然和生活。每一个后辈作家,特别是那些像乔叟那样因为具有原创性而在先辈权威面前倍感焦虑的诗人们在模仿权威之时,也都在创造性地“误读”他们特别敬佩的前辈。他们的误读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特殊的“模仿”,只不过在这里他们模仿的是“经验”,是他们对自然与生活的体验。这种对现实、对个体经验的“模仿”有意无意但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他们对权威、对中世纪人普遍尊崇为权威的书本的模仿。这在中世纪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是使模仿最终有别于抄袭的根本原因。虽然中世纪人强调权威,崇拜权威,并且相对来说似乎不那么看重“经验”或者说不那么看重因为人的堕落才不得不来到这个世界过的那种他们迟早要告别甚至抛弃的尘世生活,但他们绝不可能真正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即使在他们模仿权威之时,他们的“经验”,包括他们对生活的体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他们对问题的关注,他们的审美取向,都无不在影响着他们的模仿、他们的文学创作。对于那些特别具有原创性的诗人作家,则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乔叟的每一部作品里都有大量来自古代和外国“权威”的素材和手法,但没有任何一部他的作品有可能出自任何其他人笔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抓住了权威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我们就抓住了中世纪欧洲文学的实质,也抓住了理解和欣赏乔叟的创作成就的关键。刘进的专著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从权威与经验之对话切入,系统深入地研究乔叟全部的叙事性梦幻诗作品。梦幻诗是乔叟的文学创作中十分重要的成就,而且也特别突出地体现了中世纪文学中权威与经验,或者说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领域。

通过对乔叟作品的深入分析,刘进认为,“权威与经验的对立和关联是乔叟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她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权威’是中世纪写作者必然的灵感来源、是范本、是指南,甚至是增加分量的筹码”;但“乔叟自身的‘经历’决定了他似乎从来不会赞同某一种态度或者立场,却总是力图保持一种和权威对话、谈判的张力。他对梦幻诗的程式加以改造,对书籍(权威文本)进行调侃、‘编辑’,揶揄诗学权威。”也就是说,乔叟既努力模仿权威遵循传统,同时也根据自己的经验在误读,在创新。这是正确也是很有见地的看法,很好地把握了英诗之父在探索英语文学未来发展道路时在对待权威或传统这一中世纪文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和揭示了他能在英语文学尚处草创阶段之时就能取得那样杰出成就的重要原因。

其实,“权威”与“经验”,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任何时代的任何文学家都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只不过现代文学家们也许再也没有中世纪诗人那份天真,因而不像他们那样坦诚而已。福克纳恐怕是最致力于创新最具有探索精神的现代美国小说家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那样大谈自己对前辈的借鉴,甚至将其戏称为“抢劫”。他宣称:“如果一个作家不得不抢劫他的母亲,他也会毫不犹豫;《古希腊瓷瓶颂》抵得上任何数量的老太太。”当然,刘进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以乔叟的梦幻诗为个案在中世纪的特定语境中再一次探讨了传统与创新这个文学发展和文学创作中的永恒问题,也不仅仅限于她在书中对乔叟的梦幻诗的深入研究,对中世纪欧洲梦幻文学传统、宫廷文化以及14世纪英法文学关系等很重要的问题进行的探讨,以及得出的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在我看来,刘进的这部著作还将中世纪欧洲丰富多彩的文学宝藏揭开一角,让更多的人看到这原来也是一个十分值得进去深入探索的迷人领域。文学是有传统的,学习和研究文学自然也要讲传统。即使那些致力于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也应该不时回过头去看看。否则,缺乏对自中世纪以来的英语文学传统起码的了解,对现当代英语文学的研究恐怕也很难取得像样的成就。

另外,在当前比较浮躁的学术界,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乔叟梦幻诗研究》是一部脚踏实地地做学问的力作。根据我对刘进多年的观察,她是一个真正坐得住静得下心的青年学者。她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来自于她的潜心研究,来自于她对中世纪英国和欧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对乔叟的思想和创作的把握,特别是来自于她对所涉文本的深入分析。在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己的理解和分析建立自己的解读,得出自己的观点,但任何有意义有价值的解读都必须坚实地建立在将文本放到特定历史语境中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而不能从某种理论出发想当然地强加给作品。人们可以不同意刘进书中的一些观点,但却不能否认她在文本上所下的功夫和这些观点的文本和语境依据。正因为如此,我特别高兴能为这部著作作序,并期待刘进能继续沿着这样严谨的学术路子,进一步研究乔叟和中世纪英语文学,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肖明翰

                                         201010月于长沙岳麓山